《向风而行》:言情剧里成长型女主角的蝶变******
作者:钟 玲
不够沉着冷静的女主角,如何对抗歧视、打破偏见,如何通过成长证明自己的过程,或许才是《向风而行》的本意,可惜那些落了俗套的剧情,撑不起它“远大的理想”。
高空飞行,穿越云端,看又飒又酷的女飞行员,在男性云集的飞行界挑战空中极限的女性奋斗故事,应该是一种很热血的体验吧!
但,我觉得好虐!
由王凯、谭松韵主演的现代都市励志剧《向风而行》正在热播中,虽说是一部励志剧,可剧情过半了,我因追剧而被命中的“内伤”还未能治愈。哪怕男女主演都是我尚算喜欢的演员,也令我没办法无视它的缺点——
人设,差!
聚焦民航职场的《向风而行》里,由谭松韵饰演的女主角程霄,是一名以成为女机长为目标的飞行员,剧情为她配备了——过人的天赋、精湛的技术、超凡的能力。原本,这样的女主角应该是“人见人爱”,可是呢,程霄偏偏是那种遇见了就想避而远之的女性角色。
简单地说,就是恃才傲物的程霄在过半的剧情里,用不讨喜都不足以形容她的角色设定,而是令人心生厌恶。她的确刻苦、勤奋、拼命,但也有自负、狂傲、鲁莽的缺点。她的自负程度,是缺乏组织纪律性,以自我为中心,日常性怼天怼地怼领导,以及觉得自己“天下无敌”。具体表现为,男主角顾南亭,从技术层面与她讨论在飞行时她应当考虑的实际情况,她丝毫不作反思就上一波直球怼说自己“我没错!”;公司安排程霄转入客运部面试时,程霄急于证明自己,当众叫板顾南亭“我很优秀”;在澳洲参加集训,面对顾南亭的严格训练与管理,仍是处处怼他,“我很好!”……类似情境,《向风而行》里有很多。
大概是为了强化矛盾冲突,让顾南亭这样一个谦虚、严谨、一切以工作为先的人,遇上程霄这样一个“火药味”十足随时爆炸的员工,可是,编剧大概忘却了,有个性不等于没礼貌,有性格不等于非要成为“杠精本精”。
我当然同意,一个角色要既有血肉也有灵魂,更有其多面性,可是,这样一个总是目中无人、口出狂言、不知分寸的女主角,着实让人喜欢不来!
职场,假!
国产剧里的职场戏,总是对其涉及的职业缺乏深度理解,更经常罔顾职场法则和职业精神给人一种悬浮感,《向风而行》也不例外。
程霄是一个有七年飞行经验的货运飞行员,但她做事莽撞冲动,情绪管理能力差,一副“全世界老娘最牛”的态度,总让人想问,你真的适合当民航飞行员?你如何在飞行过程中保证旅客的安全?没错,成长型女主角的确需要一个转变和提升自己轨迹,但前期何必把她“黑化”成一个职业素养堪忧的人呢?
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空姐面试环节,没有背景、身无长物、表现也不出色的女主角闺蜜,只因面试官一句她有亲和力,就被保驾护航进了入选名单。让人不禁质疑,就不能写得合理些吗?上帝的“金手指”如今也流行开给女配了吗?
拒招女飞、蔑视下属、排除异己,习惯性将女职员踩在脚下恨之成泥的领导江部长,让人感到害怕与绝望。如此“出尘绝世”的恶毒男配角,他的小人行径,给人的感觉就是刻意制造了一个凶险万分的职场。
一味地将女主角职场生涯设置得“黑暗”无比,确实提高了她的挫折强度和扩大了她的受虐范围,可纵然一个女飞行员想成功,必然要承受许多行业不成文的潜规则,但无来由地虐却适得其反,这哪像一个真实的职场,这完全是为了男女主角情感的交流而设置的助攻王和工具人啊!
剧情,俗!
《向风而行》,于职场,是看冰与火碰撞的飞行员师徒如何绝地反击?于情感,是看“铁血上司”“魔鬼教员”如何与桀骜不驯的女飞行员徒弟,从“敌对势力”一步步变成“甜蜜情侣”,可是剧中的种种情节与常规套路,已是人们“800年前”就已看腻了的剧本。
大概是担心平平淡淡的剧情很难吸引观众,于是剧中的男女主角又是以“欢喜冤家”的方式相遇。不打不相识的师徒二人,其实竟是从未见过面的房东与租客,早在相遇之前就已靠网络神交;相遇之初总是话不投机,当事人与周边人的“有事不直说”导致顾南亭明明是暖男一枚,却白白当了很久“背锅侠”被误会良久;或许是觉得两个人的爱情不够热闹,于是又编织了“三角恋”,让顾南亭有个青梅竹马的爱慕者……
飞行员这个职业似乎“天生”热血、自带光环,由中国香港TVB出品的《冲上云霄》至今仍然是飞行员行业剧的标杆之作,它有严谨的航飞部分和拥有个人魅力的男女主角及各色人物,有甜蜜的爱情和动人的友情与亲情,以至于多年来都未被撼动经典之作的地位。反观《向风而行》,实在不够“燃”,把讨人厌当桀骜不驯——人设拉胯;专业航飞领域没有深入了解行业内情让人“涨知识”——职场悬浮;古早模式的言情戏没有惊喜——情感无趣。无论曾对飞行员有着多么难以言说的情怀,也被这不够可爱的女主角,不够真实的职场戏,不够新鲜感的剧情,所劝退。《向风而行》在前半场败掉的好感,纵使王凯饰演的男主角顾南亭有一定的角色魅力,也无法拯救。
但也不可否认,《向风而行》里有反映现实生活真实的一面——
女性在职场中的种种劣势。
因性别歧视,因刻板印象,女性被认为没有男性的工作能力强,职业分隔上女性被认为不适合某种工作。剧中,身为领导的江部长,从心底蔑视未婚未育的女飞行员,在程霄从货运部转场客运部的过程中,她两次三番被他视为“弃子”。尽管有男女平等意识的顾南亭保下了程霄,她也未能摆脱被江部长莫名其妙地打压、针对的处境,即使她的成绩格外出色。
而在戏外,真实的生活经历告诉我们:女司机不管驾驶水平如何,一概被认为是“马路杀手”;女飞行员在全国乃至世界,都是凤毛麟角。更不要提,现实中与程霄一样未婚未育的女性,在职场被无情打压的遭遇,并不是特例。
能以女性视角,关注女性在职场里无端接受的职场潜规则,以及女性无法与男性获得平等的就业机会与尊重,其投射出来的是现实社会中女性面临的职场生态,且不仅仅是在民航职场领域。这大概是这部原本根据一本言情小说改编的励志剧里,唯一能让人有所共情、有所思考的地方。
不够沉着冷静的女主角,如何对抗歧视、打破偏见,如何通过成长证明自己的过程,或许才是《向风而行》的本意,可惜那些落了俗套的剧情,撑不起它“远大的理想”。多想看到啊,以飞行员这个特殊行业刻画女性职场困境的《向风而行》,用程霄的蝶变之路去力证“飞行能力和性别没有关系,只和个人有关”,说到了,也做到了。
事实呢?理想丰满,效果骨感。(钟玲)
东西问·中外对话 | 对于中国,“气候经济学之父”这样赞“碳”******
对于中国,“气候经济学之父”这样赞“碳”
刘亮
当前,全球极端天气现象频发,IPCC(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最新报告显示采取气候行动刻不容缓;新冠疫情冲击更加大了中低收入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难度。面对日趋紧迫的气候变化问题,全球气候治理如何破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如何增信释疑,更好地携手合作?为什么说“双碳目标”的提出进一步彰显了全球气候治理领域的中国担当?
中新社“东西问·中外对话”近日邀请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格兰瑟姆气候变化与环境研究所所长尼古拉斯·斯特恩勋爵(Lord Nicholas Stern)与中新社记者刘亮就全球气候治理相关话题展开对话。
图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格兰瑟姆气候变化与环境研究所所长尼古拉斯·斯特恩勋爵(Lord Nicholas Stern)。本人供图尼古拉斯·斯特恩是“从经济学角度看气候变化”的第一人,被誉为“气候经济学之父”。
斯特恩指出,新冠疫情大流行表明,每个国家都面临着传染病、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气候变化等全球性威胁,每个国家都应该认识到人类所面临的风险。为更好应对气候变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需要加大合作和行动力度。同时,发达国家要尽快兑现其在气候资金上的承诺。
谈及近年来中国的气候治理行动,斯特恩认为,中国在持续加大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力度。“双碳”目标的提出则让中国迎来进一步展现气候治理担当的好时机。
对话实录摘编如下:
刘亮: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是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基石。在您看来,各缔约方在气候治理问题上遵循这一原则的重要性何在?
斯特恩:针对“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1992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明确指出,发达国家应该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发挥领导作用。因为自工业革命以来,它们对很大一部分的温室气体累积排放负有历史责任,并且也有资金可用于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我们应该意识到,要实现净零排放并防止全球进一步变暖,所有国家——无论富裕还是贫穷,都需要采取强有力的行动。
需要注意的是,所有国家都将从可持续、有包容性和有弹性的经济转型过程中受益。尽管在最初的框架中,绿色发展被视为一种成本更昂贵的发展模式,但如今,情况已明显有所改善。
刘亮:气候资金是国际应对气候变化的“硬骨头”。此前,发达国家承诺到2020年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的气候资金。但目前距第一笔气候资金仍有较大缺口。您如何看待这一情况?如何更好地完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气候资金供资机制?
斯特恩:富裕国家未能履行到2020年对发展中国家的财政支持增加到1000亿美元的集体承诺,这是一种背信行为,应尽快纠正。加拿大和德国政府在COP26(《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简称COP)之前制定的交付计划表明,1000亿美元的目标应在2022年或2023年实现。但同样重要的是,较富裕国家当下应与较贫穷国家合作,大幅提升可持续发展领域的投资水平。要做到这点,各方需要更进一步关注融资的组成结构,为投资创造环境,这些将有助于推动发达国家在未来几年更好地兑现其承诺。
刘亮:《巴黎协定》要求建立国家自定贡献(INDC)机制。但目前弥合INDC与温控目标之间的差距仍是谈判的难点。INDC会否动摇UNFCCC“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基石?在您看来,如何更好地弥合二者间的差距?
斯特恩:《巴黎协定》承诺,所有国家共同将全球气温上升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努力将升温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并在本世纪下半叶实现全球净零排放。同时,科学研究也表明,将温控目标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对气候问题很关键。但目前的“国家自主贡献”与这些目标并不一致,所有国家需要共同努力,进一步彰显承诺的雄心。
刘亮:从《京都议定书》到《巴黎协定》,全球气候治理问题取得里程碑式的突破。在此过程中,中国也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在您看来,中国过去和现在在气候治理问题上的表现有何不同?这种身份的转变意味着什么?
斯特恩:中国在持续加大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力度,尤其在过去几年,中国作出不少承诺。如承诺在206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并停止为其他国家的燃煤发电站提供资金等。与此同时,中国的作为对其他发展中国家起到的榜样作用也至关重要。
当前,中国迎来了进一步展现自己气候治理担当的好时机。如果中国能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这将使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变得更容易,也将给中国和世界都带来好处。
资料图:光伏板刘亮:随着中国“双碳”目标的提出,外界有声音担心地方为了降能耗采取限产等激进措施,进而影响经济稳定增长。对此您如何看?
斯特恩:“双碳”目标的提出有助于中国实现可持续、包容性和弹性的经济增长。
低碳发展和经济发展并不矛盾。追求低碳目标可以以更强、更好的方式推动经济发展。然而,向零碳和气候适应型经济的转型确实需要妥善的管理,确保在转型过程中,要较为公平地处理富人和穷人之间,消费者、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例如,高碳企业的工人需要接受再培训,并重新分配到新的机构或单位工作等。
能源转型可以推动经济发展和增长,并提供新的发展机遇和就业机会。同时,清洁技术的投资和零碳转型的加速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机遇,将进一步提高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竞争力。
刘亮:目前距《巴黎协定》的签署已过去5年。面对疫情的暴发,您对气候变化问题是否有不同的看法?后疫情时代,气候治理有哪些问题值得关注?
斯特恩:在过去六年中,气候变化的影响越来越大,并日益影响我们的周遭环境。
我认为,许多国家现在可以看到更可持续、更具包容性和弹性的经济发展和增长模式的吸引力。这场疫情大流行表明,每个国家都面临着传染病、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气候变化等全球性威胁。每个国家都应该认识到我们所面临的风险,以及为了走上更可持续的经济发展道路,我们迫切需要扩大相关领域的投资规模。
从投资角度上看,目前,疫后经济复苏的投资是我们实现可持续、有韧性和包容性增长需要的投资方向。
刘亮:去年,COP26已在英国格拉斯哥落下帷幕。您如何评价此次大会取得的进展?这对今年的COP27大会又意味着什么?
斯特恩:COP26取得了许多重大进展,包括中美两国就气候行动合作发表联合声明等。
但我们也知道,提交给COP26的经修订的国家自主贡献与《巴黎协定》的目标仍有差距,富裕国家也未能兑现到2020年每年筹集1000亿美元支持发展中国家气候行动的承诺。
COP26取得的进展应促使各国在2022年底前提交更强有力的减排承诺,并共同制定一项新的气候融资计划,为未来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