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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文化盛宴五彩斑斓******

　　兔年春节前后，国内电视台和网络平台等制作、播出了数十台春节联欢晚会和特别节目，精彩纷呈，热闹欢腾，吸引了海内外众多观众的目光。

　　凸显团圆和温暖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传媒研究中心秘书长、研究员冷凇说，这些晚会在策划之初，就希望以浓浓年味凸显团圆的意义，厚植家国情怀，以关怀民生的内容和凝聚丰富意蕴的视听手段抚慰大众心灵，提振时代精神。

　　1月22日大年初一当晚，约有10台省级春节联欢晚会齐贺新春，湖南卫视等播出的《四海同春2023全球华侨华人春节大联欢》(以下简称“湖南华人春晚”)独树一帜。总导演邹志勇、刘樱表示，防疫政策优化调整后，人们特别渴望相见、团圆，所以这台晚会确定了团圆、欢快的整体基调。晚会邀请多位海外华侨华人同胞来到现场，有在法国围棋队长期任教的教练，有创立东非第一家电商平台的海外创业者，还有发展华文教育的泰国华文教师公会负责人。几位海外建设者代表也回国参加晚会，他们是建设卡塔尔世界杯场馆的工程师、巴基斯坦杂交水稻订单项目主管和“一带一路”重点项目匈塞铁路的工程技术人员等。

　　《2023川渝春节联欢晚会》(以下简称“川渝春晚”)重在呈现川渝两地血脉同源、文化同心特质，展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蓬勃发展的生动图景，诠释“川渝一家亲，欢乐幸福年”的春节氛围。

　　兔年春节前后，河南卫视10台晚会闹新春，其中《欢乐春节 和合共生音乐会》《中国杂技大联欢》和《“卯”足劲头弄春潮——2023河南春节晚会》(以下简称“河南春晚”)更吸引眼球。尤其是河南春晚，以10余个节目打造了一场台上台下大联欢。总导演陈雷说，这台充满欢声笑语的晚会让观众享受简单直接的快乐，体会细腻丰富的情感。

　　体现地域文化特色

　　从美食到美景，从民歌到民俗，从传统非遗到新国潮，这些晚会将各地的地域人文符号囊括其中，并以此延伸，与城乡百姓生活同频共振，各具特色。

　　《2023辽宁卫视春节联欢晚会》(以下简称“辽视春晚”)发挥喜剧特色，相声、小品等语言类节目坚持供给“快乐”，聚焦百姓“幸福梦”，充满欢乐与温暖，展现东北人民热情、豪迈、幽默、淳朴的精神气质。

　　当红相声演员、相声界前辈、新晋喜剧人、知名歌手等齐聚《2023天津卫视相声春晚》，通过相声、小品、素描喜剧等多种形式的混搭，展现普通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为观众送上一场欢乐盛宴。

　　此外，川渝春晚在演播室打造了生机腾腾的小吃街、沉浸式茶馆，以川剧戏歌、散打评书传递川渝人民的真诚和热情；东南卫视《山海福地·福气来——2023福建新春福气夜》(以下简称“东南春晚”)引入影视叙事手法，聚焦福建的生活之美和文化之兴；《2023遇兔呈祥大湾区——广东卫视春节晚会》(以下简称“广东春晚”)演绎了优美动听的粤剧和最近在网络上火爆一时的“英歌舞”，备受关注。

　　“炫”出传统文化与时尚味道

　　春节是中国最重要和最具文化内涵的节日。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核心和纽带的节目，更易引发观众情感共鸣。这些晚会致力于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进行时尚表达，展现年轻化的地域印象。

　　湖南华人春晚上，琵琶演奏家方锦龙、二胡演奏家金玥联袂湖南卫视虚拟数字主持人小漾，共同带来一首既传统又时尚的《市集》；川渝春晚将《康定情歌》《赛马》搬进“川渝茶馆”，西洋乐器和民族乐器合奏出巴蜀韵和“国际范儿”；河南春晚以改编自热剧《梦华录》的《新东京梦华录》，上演“相声+歌舞”的“宋朝奇遇记”。

　　晚会上，一些戏曲节目的编排令人耳目一新：《2023年北京广播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大戏看北京之梦中人》把戏曲与流行音乐结合起来，充满故事性；河南春晚的《一曲六百年》以情景化演绎方式，重现戏曲艺术从明代以来的发展历程，回归京剧、昆曲、豫剧的演出舞台；湖南华人春晚的《最忆梨花开》邀请梅尚程荀四大名旦传人表演戏曲名段，并在荧屏首次聚集4位京剧大师的戏装、画作等进行展现，戏迷们拍手叫好。

　　中华文化的丰厚内蕴还成就了多个优秀舞蹈节目：辽视春晚的乐舞《散乐图》取材于辽代壁画，生动再现了辽沈大地的灿烂文化和多民族融合发展的深厚积淀；湖南华人春晚上，4位青年舞者表演的《迦陵频伽》让敦煌壁画中人首鸟身、步步生莲的妙音鸟“活”了起来；广东春晚的《锦鲤戏莲》结合水上杂技和水中舞蹈，张扬了意象隽永之美、形式新颖之美和文化自信之美。

　　国风说唱也佳作频出。宝石老舅的《山河图》船政版，热情歌颂祖国大好河山，制造东南春晚高燃惊喜；GAI(周延)以国风说唱演绎川江号子，体现巴蜀文化魅力；歌手拉丹珠、陈香水等的《说唱看湖南》带观众感受了拥有厚重古色、炽热红色、盎然绿色、亮丽夜色的“四色”新湖南。

　　海外传播出新出彩

　　这些晚会大部分在电视台和互联网平台进行了直播，让海内外华侨华人寄托对故土和亲人的情感，也进一步扩大中国春节文化在全世界的影响力。

　　河南春晚总导演之一、执行策划之一徐娜介绍，河南春晚在中国日报客户端等5个平台累计浏览量破500万次，收看群体重点覆盖了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泰国、新加坡等。

　　辽视春晚邀请世界太极拳冠军杨德战和他的团队站在大鼓上表演太极，被新华社脸书和推特报道后，引发外国网友的“围观”和点赞。一位美国网友留言评论道：“中国从未停止培养世界级高水平运动员，也从未停止过提升民众的生活质量。他们一直尽可能地在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邹志勇、刘樱说，今年湖南华人春晚在海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给他们带来意外之喜的，是晚会上播放的短片《我在海外过春节》。短片邀请很多海外博主记录他们如何花样过春节，其中有留学生在法国用民族乐器演奏新春音乐，有百岁老人在澳大利亚和“华三代”孙女一起写书法，有美国华人家庭做一桌天南地北风味的年夜饭招待五湖四海的朋友等。他们参与湖南华人春晚后很兴奋，通过自己的媒体平台再次传播这台晚会，真正做到了大小屏联动。

　　冷凇认为，春节联欢晚会和特别节目弘扬了中华文化，凝聚了华人情感，促进了文明互鉴。将至已至，未来已来。观众们享受完这一场场文艺盛宴之后，以更加坚定的信心和更加饱满的精神状态，再次开启奔向美好生活的新征程！(本报记者 苗 春)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2023年02月03日 第07版)

人生短促，何以长存——《古诗十九首》的生命意象及深层意蕴******

　　作者：（周挥辉，系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毛军刚，系青年教师）

　　《古诗十九首》最早著录于南朝昭明太子萧统所编的《文选》，在跨越千年历史长河、经受风霜岁月洗礼后，沉淀为横纵古今、经久不衰的传世之作。正如钟嵘在《诗品》中发出感慨，“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刘勰也在《文心雕龙》中击节称赞，“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胡应麟更是在《诗薮》中为之倾倒，“兴象玲珑，意致深婉，真可以泣鬼神，动天地”。

　　其具体年代早已不可考，大体有东汉末年说、两汉说、建安说三种，当代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东汉末年的桓、灵之际。当是时，秦汉第一帝国处于大厦将倾的边缘，四百年大乱世犹如挣脱牢笼的片羽，一种生命短促、世事无常的伤悲正在吹向人间。上承诗经楚辞，下启建安魏晋，浅浅寄言，深深道款，不作艰深之语，不写冷僻之词……一曲哀伤的咏叹调弥漫在十九首的字里行间，将离愁别恨、彷徨失意、情调低沉凝练在千余言中。

　　往事越千年，依稀可见汉末文人在字里行间流露出浓烈的生命意识。在普罗大众的印象中，轻生死、重荣辱似乎才是大汉四百年的浩荡世风。从田横五百士的义烈有节、以死相从，到飞将军李广的不堪折辱、引刀自尽，再到强项令董宣的义不受辱、以头击楹，滥觞于春秋、麇集于强汉的轻生尚义故事至今仍能撄动人心。临近两汉的尾声，十九首中飘荡的生命悲歌犹在思考，人生的意义是什么？生与死之间是什么关系？如何对待生存与死亡？

　　《古诗十九首》的生命意象

　　“意象”一词，当是“情意”和“物象”的结合，也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文心雕龙》将“意象”视为“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意”为借助客观物象表达的主观情意，“象”是与主体发生情感关系的客观物象。具体而言，意象就是寓“意”之“象”，是用来寄托主观情思的客观物象，是客观形象与主观心灵融合成的带有某种意蕴与情调的东西，是客观物象经过创作主体独特的情感活动而创造出来的一种艺术形象。

　　回溯到上古先民生活时期，时人将四周随处可见的物体当作情感载体，来抒发自己的喜、怒、哀、乐、爱、恶、欲等情绪，并最终汇聚成我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诗经》中出现过的意象达到数百种之多，按照内容可以主要划分为鸟兽虫鱼等动物意象、草木蔬果等植物意象、山水云雨等自然意象、嗟叹鸣啭等声音意象，按照属性可以划分为装饰性意象、描述性意象、排比性意象、比喻性意象、扩张性意象。

　　具体到《古诗十九首》，其中涉及生命意象的篇目包括《青青陵上柏》《今日良宴会》《明月皎夜光》《冉冉孤生竹》《回车驾言迈》《东城高且长》《驱车上东门》《去者日以疏》《生年不满百》，囊括的诗句包括青青陵上柏、磊磊涧中石、奄忽若飚尘、促织鸣东壁、白露沾野草、秋蝉鸣树间、伤彼蕙兰花、将随秋草萎、人生非金石、秋草萋已绿、蟋蟀伤局促、年命如朝露、白杨何萧萧、松柏夹广路、寿无金石固、白杨多悲风。

　　首先，动物意象包括促织、秋蝉、蟋蟀。由于促织是蟋蟀的别名，本质上动物意象只有蟋蟀和秋蝉两类。其一，蟋蟀成虫在夏日，平时在野外，深秋进屋避寒，便意味着岁暮即将来临。《诗经·蟋蟀》中的“蟋蟀在堂，岁聿其逝”一句，是最早借秋虫蟋蟀来感叹人生短暂、时间易逝的诗歌。无论是“促织鸣东壁”还是“蟋蟀伤局促”，展现出的都是生命即将走向终结的秋日蟋蟀，表达的也都是对生命将尽的哀伤与无奈。其二，蝉的幼虫在夏季鸣叫不止并羽化为成虫，深秋以后声音渐小且逐渐死光。《离骚》中的“蟪蛄鸣兮啾啾，岁暮兮不自聊”一句，就以蝉声逐渐寂寥来表达岁月流逝、时光迟暮之感。《古诗十九首》中的“秋蝉鸣树间”，同其他意象一起共同表达了感叹、伤痛和悲哀等多种情绪。

　　其次，植物意象包括陵上柏、野草、蕙兰花、秋草、白杨、松柏等。按照草木属性的不同，大致可分为松、柏、杨等乔木植物，以及花、草等草本植物。其一，松、柏、杨都是古代墓地上常种的植物，正如春秋《含文嘉》曰：天子坟高三仞，树以松；诸侯半之，树以柏；大夫八尺，树以栾；士四尺，树以槐；庶人无坟，树以杨柳。松柏为天子诸侯墓地所植，四季常绿、寿命极长，象征万古长青、精神不死。白杨为黎民百姓墓地所植，虽不及松柏栾槐贵重，但寿命依旧可长达200年。《诗经》中的松、柏、杨通常以正面形象出现，《古诗十九首》将理想的长寿愿望与现实的短暂人生作对比，更加强化了生命短促、世事无常的伤悲。其二，无论是受人喜爱的蕙兰还是无人问津的小草，生长周期短则几日、长则不过一年。正在开放的蕙兰在不久后就要枯萎，萧瑟寒秋的野草即将迎来生命的结束，这些生命短暂的花草物象也成了诗人感慨四时变化、岁月匆匆的情感载体。

　　最后，自然意象包括涧中石、飚尘、白露、金石、朝露。按照物体属性的不同，大致可分为金、石等较为永恒的物质，以及尘、露等稍纵即逝的物质。其一，金石常用以比喻事物的坚固和刚强，如《楚辞·招魂》中的“十日代出，流金铄石些”及《荀子·劝学》的“锲而不舍，金石可镂”。有汉一代追求长生，相信生命会在死后世界绵延不绝，盛行事死如生、羽化登仙的丧葬观念。《古诗十九首》直接点明人寿难比金石，以表现对宇宙永恒与人生短暂的思考。其二，尘土因风而起旋聚旋散，露珠随太阳出现而蒸发，个体的存在受外界力量所控制，且存在之短更是片刻之事。《庄子》中的“得其所一而同焉，则四支百体将为尘垢”将生命所寄的身体看成尘垢，《九辩》中的“秋既先戒以白露兮，冬又申之以严霜”暗喻了生命的衰落，《薤露歌》中的“薤上露，何易晞”象征着生命的短暂，飚尘、白露、朝露等速朽物象共同表达出对节序如流、生命易逝的感叹。

　　草木、金石、虫鱼的深层意蕴

　　总体来看，《古诗十九首》对《诗经》《楚辞》有着明显的继承，主要出现了有关生命的两大意象群：一类是象征长寿、永恒的意象，用宇宙自然的永恒反衬个体生命的短暂，展现理想无限和现实有限这一矛盾；另一类是象征迟暮、速朽的意象，突出暗淡、萧条、寂寥、凄切的特点，表达悲凉、孤独、失意、惆怅的心情。岁月的短暂强烈地冲击着诗人的精神世界，让生者深知人生不可能像松柏般常青、金石般永固，更似花草般脆弱、尘露般易逝。既然形体死亡是人类必然的归宿，那么应该如何对待当下的人生呢？

　　对此，《古诗十九首》提出了两种思考：一是建功立业，例如“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贫贱，轗轲长苦辛”；二是及时行乐，例如“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大多数文人一方面都有转徙沟壑的经历和世身无常的感受，另一方面又有优于黔首的生活和高于常人的地位，这导致两种观念皆“托为一意，托为一物，托为一境以出之”。自此，后人也能从草木、金石、虫鱼等生命意象，一探东汉末中下层文人的生命意识，一究中国古代文学的渊源流变，一窥治世晚期末世前夕的社会变化。

　　从哲学视野来看，《古诗十九首》与个体的觉醒密切相关。人类文明早期通常与神灵有着紧密联系，华夏文明的诞生伊始也不例外。商周鼎革之际，周人反思“大邑商”被“小邦周”取代的原因，提出了“天命靡常，惟德是依”的观念，对殷商“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的传统进行了世俗化改造，以注重道德的礼乐文化取代了崇拜鬼神的巫觋文化。对上帝的虔诚，意味着殷人在主动消解自己的主体性；对天命的思考，意味着周人在精神上开始有了人的自觉。进入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即“人类历史的轴心时代”，以孔子为首的儒家学派将礼乐制度的外在规范具象为人心固有的伦理纲常。进一步来讲，礼乐伦理由外部的道德律令变成了人的自觉追求，基本塑造了重今生轻来世、重人伦轻鬼神的中国文化倾向。当列国纷争走向天下一统，儒家同汉廷合作建立起适应大一统的世界观、历史观和道德观，并以和平颠覆的方式拥戴王莽上位从而达到了理想巅峰。不过乌托邦式的托古改制让儒生的愿望落空，自此东汉的士风又趋向利禄一途。即便东汉王朝试图用谶纬之说和今文经学收拾人心，但其愈发走向繁琐、僵化和荒诞的现实，让不少人试图从其他学说中找到处理社会危机的办法或解决个人心灵的问题。身处帝国大厦将倾、儒学逐渐衰微、价值标准失衡的时代，《古诗十九首》的作者群体一方面试图摆脱传统儒家思想的束缚，另一方面又未能找到新的精神寄托，只能从内心出发表达对功名富贵的追求以及及时行乐的愿望。不过从前文概述的长时段来看，这在中国历史上并非首次在精神上有了人的觉醒，无论是在群体自觉还是个体自觉方面。

　　从文学视野来看，《古诗十九首》与文学的自觉紧密关联。文学由作家、作品、世界、读者构成，包含文学主体、文学形式、文学观念和文学批评四个概念。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学史，无不经历了从自在到自觉再到多元的历史进程。中国文学的源头有神话说、劳动说、卜祝辞说等种种，不过中国古代诗歌的源头仅有两类：《诗经》的创作主体是贵族、农夫、妇女等群体，以现实主义方式创作，形式以四言诗为主；《楚辞》的创作主体是屈原、宋玉等个体，以浪漫主义方式创作，形式以骚体赋为主。也正是在历史的轴心时代，孔、孟、老、庄等人提出了“兴、观、群、怨”等一系列稍显粗糙的文艺思想和文学批评观念。两汉时期，两者在传承创新中分别发展为乐府诗和汉赋，乐府诗发展到成熟阶段即为五言体冠冕的《古诗十九首》。以《古诗十九首》为界划分两个文学时期：两汉涌现了一大批文学创作主体，发展出独到的文学形式，兼具伦理与审美两种文学观念，不过在官方儒学的主导下以“寓训勉于诗赋”为主；魏晋南北朝出现了更多成体系的文学选集和批评著作，在文学观念上也一定程度上摆脱了经学的束缚，倾向于单纯的文艺创作而非政治教化的工具。从文学的四个维度来看，中国古代文学的自觉应当早于魏晋南北朝，但在魏晋南北朝发展出令人不可忽视的重要特征。换言之，《古诗十九首》在文学形式上标志着从四言诗到五言诗的成熟，在文学观念上体现出政治教化向自由抒情的变化，可谓是魏晋南北朝文学风格的先声。正如南宋诗论家张戒的观察，“建安、陶，阮以前，诗专以言志；潘、陆以后，诗专以咏物”。

　　从史学视野来看，《古诗十九首》展现时势的变迁。春秋战国时期，世世代代、父死子继的宗法分封制和世卿世禄制逐渐衰落，潜隐在社会中下层的大量人才在乱世洪流中脱颖而出。身处大动荡、大变革、大发展的阶层流动时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等理念成了许多士人的坚定信仰。迨至秦汉新立，依靠军功选拔的地主阶层取代世卿世禄的血缘贵族，到了西汉末期甚至演变成为具有强大势力的豪强地主。东汉时期，先秦儒家的大同理想已在王莽变革中宣告破灭，豪强地主正在加速转化为在政治、经济、文化三方面拥有巨大优势的世家大族，一个兼具地主、学者、官僚三重身份的士大夫阶层逐步走上历史舞台。内外战争频发、土地兼并严重、门阀士族渐起、寒族前途晦暗……东汉末年的中下层文人已经很难在信仰崩溃、阶层固化、生活艰难中实现人生理想，正如桓、灵时期的民间《童谣》所唱：“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既然已经陷入信仰和生存的双重危机，文人们将部分注意力从宏观叙事转移到个体生活之上也当是人之常情。换句话说，文人们在诗句当中呈现的享乐态度是一种病态的自我麻醉，是缺乏人生价值实现途径的痛苦沉吟，更是过渡时代安顿失落灵魂的暂时解脱之道。从这个维度上来看，《古诗十九首》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代表性，生动地展现了承平之世转向丧乱之世、经学时代转向玄学时代、皇权政治转向门阀政治之下普通文人的心史。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13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