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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往知来，感知习近平的大历史观******

　　(近观中国)察往知来，感知习近平的大历史观

　　中新社北京10月10日电 (记者 黄钰钦)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不久前的烈士纪念日，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2014年，中国将每年9月30日设为烈士纪念日。此后，习近平连续9年在当日出席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英烈。

　　在习近平的推动下，中国以立法形式确定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烈士纪念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等。在具有特殊意义的日子里，每一次庄严纪念都是一次对历史的回望，也像打开一扇窗口让外界从中感知习近平的大历史观。

　　历史观是人们对社会历史总的、根本的看法，是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历史，习近平尤为重视，他反复强调，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历史是“最好的清醒剂”。

　　有评论指出，习近平对历史的高度重视，构成其大历史观的基础。他将历史看作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形成、发展及其盛衰兴亡的真实记录，是前人的“百科全书”。他还曾在会见外宾时说：“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走向何方？中国到了今天，我无时无刻不提醒自己，要有这样一种历史感。”

　　习近平对历史的重视，体现在一些细节中。例如，近年来，在习近平发表新年贺词时，细心的人们通过电视画面看到他身后的书架上有《党史札记》《史记选》《世界通史》等大量历史典籍。

　　这样的重视，还体现在看待历史的维度上。习近平在谈及世界历史时，将其比作“人类最好的老师”；说到民族历史时，他认为“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础”；论及学习中共党史，习近平将其看作是广大党员、干部的一门“终身必修课”，强调“不仅必修，而且必须修好”。

　　“这种历史观是以宏阔的大视野来观察历史，将现在同历史发展逻辑联系起来，并汲取经验用于未来发展。”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指出，把握历史大势、掌握历史主动是中共的重要经验，总结和吸取历史经验教训，目的是以史为鉴、更好前进。

　　如何在想问题、作决策时具有历史眼光，关乎治国理政的成效。观察认为，在习近平的大历史观中，历史不仅给人智慧的启迪，更是治国理政的重要资源。

　　习近平多次指出，“领导干部要多读一点历史”，“知史爱党，知史爱国”，“这对正确认识党情、国情十分必要，对开创未来也十分必要”。在这方面，习近平身体力行。比如，2014年10月13日，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主题正是关于中国历史上的国家治理。在谈及对待历史经验时，他强调，要本着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去之的科学态度，牢记历史经验、牢记历史教训、牢记历史警示。

　　在习近平看来，历史中的治国理政经验，既包括升平之世社会发展进步的成功经验，也有衰乱之世社会动荡的深刻教训。历史既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透过这样一次集体学习，人们或许能更直观理解习近平所提倡的以史为鉴的“方法论”。

　　“如何以史为鉴，汲取治国之道，构成习近平大历史观的核心要义。”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张希贤指出，无论是成功经验还是失败教训，都是治国理政的有益借鉴，这才是真正的“以史为鉴”。

　　而一段时间以来，在国际舆论场中，不时响起歪曲历史、掩盖事实、美化侵略等错误言论的刺耳杂音。人们应该如何正确对待历史？在习近平的大历史观中，外界还可以看到其鲜明的态度：反对历史虚无主义。

　　“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对于历史虚无主义的言论，习近平在不同场合都坚定予以驳斥，“历史就是历史，事实就是事实，任何人都不可能改变历史和事实”。

　　——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七十七周年仪式上，习近平斩钉截铁地指出，“任何人想要否认、歪曲甚至美化侵略历史，中国人民和各国人民绝不答应。”

　　——在出席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时，习近平明确宣示，“历史不会因时代变迁而改变，事实也不会因巧舌抵赖而消失。”

　　——在出席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习近平强调，“铭记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要共同引以为戒。”

　　——在德国科尔伯基金会演讲时，习近平引述德国前总理勃兰特的名言说，“谁忘记历史，谁就会在灵魂上生病。”

　　对此，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戴焰军分析称，历史虚无主义的要害，就是抹杀和篡改历史，从根本上否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政党。对待历史实事求是的态度是真正敬畏历史、尊重历史。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近日，习近平在为《复兴文库》作的序言中，再次强调要“以史为鉴、察往知来”。

　　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当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如何把握时代大势、走好中国道路，在厚重的历史里，有智慧的启迪。(完)

静心探索重要的基础科学问题不求“短平快”70后物理学家翁红明******

　　翁红明在讲解电子运输理论。

　　田春璐摄

　　人物简介：

　　翁红明，1977年出生，现为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凝聚态理论与材料计算实验室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致力于凝聚态物理计算方法和程序的开发以及新奇量子现象的计算研究，成果入选2015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展、英国物理学会《物理世界》2015年度十大突破、美国物理学会《物理评论》系列期刊创刊125周年纪念文集等。

　　在中科院物理研究所（以下简称“物理所”）的年轻人里，研究员翁红明是小有名气的一位。就在刚刚过去的2022年，他因在数学物理学领域的杰出贡献，获得第四届“科学探索奖”。

　　在国际计算凝聚态物理研究领域，翁红明成果颇丰。其中最为人称道的，是他和同事们合作首次在固体中观测到外尔费米子和三重简并费米子的准粒子。这是国际上物理学研究的重要科学突破，对拓扑电子学和量子计算机等颠覆性技术的诞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自由思考、厚积薄发，真正对人类文明有所贡献

　　1928年，英国物理学家保罗·狄拉克提出了描述相对论电子态的狄拉克方程。1929年，德国科学家赫尔曼·外尔指出，当质量为零时，狄拉克方程描述的是一对重叠的具有相反手性的新粒子，即外尔费米子。这种神奇的粒子带有电荷，却不具有质量，因而具有确定的手性（指一个物体不能与其镜像相重合，如我们的双手，左手与右手互成镜像，但不能重合）。

　　但是80多年过去了，科学家们一直没有能够在实验中观测到外尔费米子。直到2015年1月初，中科院物理所方忠研究员带领的研究组与普林斯顿大学研究小组合作，从理论上预言了在以砷化钽为代表的一批材料中存在着外尔费米子。此后，这个理论预言经过实验得到了进一步验证。

　　在研究过程中，翁红明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从发表于1965年的一篇实验文献中受到启发，并通过第一性原理计算，初步认定砷化钽晶体等同结构家族材料可能是无需进行调控的、本征的外尔半金属。这类材料能够合成，没有磁性，没有中心对称，是实验制备、检测都非常便捷的绝佳材料。

　　翁红明说：“这一发现的难度在于，从众多材料中找到合适的对象犹如大海捞针，必须对外尔费米子和材料物理特性都有相当认识才行。”

　　在外尔费米子被发现的一年后，翁红明和同事们又进一步“预言”：在一类具有碳化钨晶体结构的材料中存在三重简并的电子态。

　　2017年6月，这个新预言被实验证实，三重简并费米子被首次观测到。这是物理所科研团队继拓扑绝缘体、量子反常霍尔效应、外尔费米子之后，在拓扑物态研究领域取得的又一次重要突破，引起国际物理学界广泛关注。

　　成绩源于多年的深耕积累。翁红明很享受在物理所工作的经历：“这无关荣誉，我找到了更感兴趣、更加深入的研究领域和方向。”

　　自由思考、厚积薄发，一直是翁红明喜欢的学术氛围。他所追求的不是多发表文章，而是能攀登科学高峰，真正对人类文明有所贡献。

　　科研仅靠一个人或一个小组的力量是不够的

　　作为理论物理学家，翁红明专攻量子材料的计算和设计。

　　物理学通常分成两大类，即理论物理和实验物理。理论物理通过理论推导和公式推算得出的结论被称为“预言”，“预言”必须通过实验验证才能成为国际公认的科学事实。

　　在翁红明看来，他接连获得的几次重大发现，都离不开与同事们的通力合作。这，也是他做科研一直特别重视的一点。

　　“理论预言、样品制备和实验观测，这三个环节缺一个都不行。”翁红明说，“在当今科学领域细分程度非常高的情况下，科研仅靠一个人或一个小组的力量是不够的。当有重要任务目标时，我们几个小组紧密合作，在理论、样品、实验等环节实现了环环相扣、无缝对接。”

　　在许多人的想象中，理论物理学家的工作，就是每天独自埋头在稿纸堆里计算推演，然后坐着冥思苦想、灵光乍现。

　　但翁红明认为，计算推演的确要做，思考分析也不可少，但和同行们的交流也非常重要。他每天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查看和了解国际上最新的科研进展，然后分析、思考、计算，再把自己的想法跟同事们交流。“很多时候，我的一些想法，或者说突然的一些灵感，其实都是在思考、交流和工作过程当中产生的。”

　　“发现三重简并费米子”这一成果，就源于翁红明和石友国、钱天两位同事一次喝咖啡时的思想碰撞。

　　物理所的咖啡厅在学术界享有盛誉，不但因为咖啡好喝，也因为常有科研人员汇聚在此畅聊科学、各抒己见，聊着聊着，灵感经常“火花四射”。

　　和大家一样，翁红明、石友国和钱天工作之余也喜欢在咖啡厅一聚。翁红明有什么新想法会第一时间告诉他俩；石友国和钱天在实验过程中有什么新发现或疑惑，也会第一时间反馈给翁红明。

　　“闲聊中就能交换信息，我们的交流是完全敞开的，毫无保留地让大家知道彼此做了什么。”翁红明说。

　　翁红明告诉记者，在科研道路上，自己非常珍视的成功秘诀有两个，一个是注意总结和积累，另一个就是跟别人多交流。

　　“目前我努力发展基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凝聚态物质科学研究，其实也是基于这两点考虑，因为所有人的知识积累都体现在这些数据当中。”翁红明说。

　　做研究应该抓住一些更新奇、更本质的问题

　　1977年，翁红明出生在江苏泰兴一户普通人家。他的父母都是农民，家里还有一个姐姐。

　　初中开始，翁红明第一次接触到物理，从此便沉迷其中。“物理让我对周围的世界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和认识。”翁红明说。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对物理的热爱，指引着翁红明叩开了物理科学的大门。

　　1996年，翁红明参加高考。在填报志愿时，他毫不犹豫地将所有的志愿都填上了物理。最终，他如愿被南京大学物理系录取。

　　南京大学的物理系在凝聚态物理领域积淀很深。翁红明在这一领域进行相关知识的学习与研究，一学就是9年，直到博士毕业。毕业后，他去了日本的东北大学金属材料研究所做博士后研究，主要研究各种材料的导电性质。

　　到日本一年半后，翁红明萌生了转换研究方向的想法。

　　“我想要转到计算方法和程序的发展上，这是凝聚态物理领域中一个最基础也是最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方向。”翁红明说，“如果想要在这个领域有长远发展，就要在这个方向上有一定的积累。”在他看来，静下心来探索重要的基础科学问题，要比做一些“短平快”研究更有意义。

　　想归想，但真正下定决心，翁红明也经过了一番纠结。

　　他坦言：“当转到一个更基础的方向，也意味着你在未来的几年甚至是更长的时间里都需要耐得住坐冷板凳。所以必须做好思想准备，去做一些积累性的工作。”

　　2008年，翁红明的人生又有了一次重大转折。

　　那一年，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方忠到日本访问交流，翁红明跟他进行了深入的交谈和讨论。

　　翁红明告诉记者：“他跟我介绍了当时做的一项很有意思的工作。虽然我那时并没有很深刻的理解，却受到很大的启发——做研究应该抓住一些更新奇、更本质的问题。”

　　在方忠的影响下，2010年，翁红明决定回到国内，入职物理研究所，成为方忠团队的一名成员。

　　翁红明说：“每个人在一生当中可能会跟很多人交往交谈，但在人生重要转折时刻能够给你启发的却不多。能有这样的机遇去跟方忠老师交流并受到启发，我觉得这是非常宝贵和幸运的。”

　　在新的一年里，翁红明说自己有很多研究工作要做，尤其是如何在拓扑电子学器件研究方面取得突破，促使拓扑电子态理论变成可落地应用的技术。而这，需要跟器件和应用等方向的研究人员进行交流和讨论。

　　翁红明相信，拓扑时代的黎明时分正在临近。（记者 吴月辉）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