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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中非合作将迸发新活力（环球热点）******

　　2022年12月15日，在位于埃及苏伊士省的中国巨石埃及玻璃纤维股份有限公司（巨石埃及公司），工人在玻璃纤维生产线上工作。新华社记者隋先凯摄

　　2023年，是中国真实亲诚对非洲政策理念和正确义利观提出10周年。10年间，中非合作不断深化拓展、提质升级，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迈入新时代。新的一年，虽然外部环境更加复杂，但中非共同秉持命运共同体理念，必将进一步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与非洲发展战略对接，全面深化各领域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惠及更多人民。

　　务实合作成果多

　　科特迪瓦阿比让港第二集装箱码头的开港，巩固了阿比让港在西非地区的枢纽港地位，助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马里古伊那水电站的建成，弥补了马里国家电力缺口，改善用电紧张状况；尼日利亚拉各斯轻轨蓝线项目一期工程竣工，极大改善沿线交通状况，便利民众出行……2022年最后一个月，3项新成果作为中非深化基建合作的缩影，为中非扎实推进务实合作再添新注脚。

　　“过去10年，中非合作不断深化拓展、提质升级，沿着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方向不断前行，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迈入新时代，展现蓬勃发展新气象。”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国家安全与治理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陈须隆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秉持真实亲诚理念和正确义利观，同非洲国家构建了健全的合作机制和广阔的合作平台，取得了丰硕的合作成果。

　　近年来，中非关系不断升级。2015年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上，双方同意将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双方一致决定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迈入新时代。2022年，中方提出“非洲之角和平发展构想”，率先支持非洲联盟加入二十国集团，受到非方欢迎。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下，中非经贸合作日益密切、贸易规模稳步扩大。中国商务部数据显示，中国已经连续13年保持非洲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2021年中非贸易额达到2542.89亿美元，同比增长35.3%，创历史新高。2022年8月，首批非洲对华正式出口的鲜食牛油果，在肯尼亚利穆鲁镇的桑瑞普工厂完成打包装运，经海运抵达上海港。中国对非投资强势反弹，仅2021年1—9月，中国对非全行业直接投资25.9亿美元，同比增长9.9%，已超过2019年同期水平。中非发展基金自2006年成立以来，已累计在非洲37个国家投资决策了110个项目，决策金额近60亿美元。

　　中国对非基础设施合作继续巩固传统优势，承包工程的合同额保持增长。中非合作论坛成立以来，中国企业为非洲新增和升级铁路超过1万公里，公路近10万公里，桥梁近千座、港口近百个，还有大量医院和学校，累计创造就业岗位超过450万个。

　　中非民心相通在疫情期间进一步加强。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中国向非洲27国提供1.89亿剂新冠疫苗，在非洲本地化合作生产年产能达到约4亿剂，被非洲国家称作“及时雨”。常驻非洲各国46支中国医疗队第一时间投入当地抗疫行动，15支中国巡回抗疫医疗专家组和紧急建立的43个中非对口医院合作机制，为非洲带去防疫经验、方案和物资。此外，中方还全面落实二十国集团缓债倡议，同19个非洲国家签署缓债协议或达成缓债共识，还在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免除15个非洲国家2020年底到期的无息贷款。

　　非洲最可靠伙伴

　　中国以高质高效的实际行动，给非洲发展带来实实在在的收益和机遇，赢得扎扎实实的好口碑。正如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专家评价的，中国在非洲是一个负责任、透明、可靠的合作伙伴。

　　长期以来，中国以行动为导向，在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先后宣布对非“十大合作计划”“八大行动”和“九项工程”，支持非洲国家提升自主可持续发展能力，切实破解非洲基础设施滞后、人才不足、资金短缺三大瓶颈。近日，肯尼亚智库“跨地区经济网络”发布一份调查报告称，过去15年，中国在非实施的路桥等基础设施合作项目正在“真实可见”地改变非洲地貌，帮助非洲国家推进互联互通建设和市场融合。非洲人民普遍称赞这是“值得尊敬”的成就。

　　前段时间，剑桥大学和英国舆论调查公司在20余个国家的上万名成年人中进行调查。结果显示，非洲国家民众近两年对中国的好感程度明显上升。其中，非洲人口最多的尼日利亚，对中国好感度从2021年的68%上升到2022年的83%，肯尼亚则从58%上升到82%。美国《新闻周刊》点评，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中国积极布局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共建“一带一路”，用经贸合作开道，让这些地区的国家得到了实惠，它们对中国好评如潮。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非洲是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中国向来高度重视对非关系，一直把加强同包括非洲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作为中国外交的基石。中国外长每年首访都选择非洲，这已成为中国外交的一大特色。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更加重视对非关系，强调中国和非洲同为发展中国家，一直是患难与共、相互扶持的兄弟和伙伴。中非历来是命运共同体。”陈须隆说，“中国始终重视非洲、尊重非洲、支持非洲，从不在非洲谋求地缘政治私利，从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已经走出了一条与传统大国截然不同的对非合作之路。中方坚定认为在未来多极世界中，非洲完全有资格成为重要一极。在非洲站起来、强起来的历史进程中，中方愿成为非洲最可靠的坚定战略伙伴。中非关系堪称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旗舰’，发挥着引领与示范作用。”

　　继往开来上台阶

　　南非伊奇科维茨家庭基金会前段时间发布了《2022年非洲青年调查》，基金会主席伊福尔·伊奇科维茨说，绝大多数非洲年轻人认为非中合作会带来双赢。一些西方国家一直在说中国不利于非洲的发展，但非洲年轻人的观点恰恰相反。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非关系发展的前景。

　　中国非洲研究院研究员、南非研究中心主任姚桂梅在媒体撰文指出，2023年，在世界主要力量深度介入非洲，大国博弈和竞争更加突出的背景下，虽然中非合作的外部环境有所恶化，但中非合作前景依然看好，中非关系有望迈上新台阶。

　　针对美西方罔顾事实、刻意抹黑中非关系的做法，非洲国家纷纷说“不”，非洲国家的独立自主意识和抗压能力明显增强。意大利经济学家、国际关系专家贾恩卡洛·埃利亚·瓦洛里近日在欧洲《现代外交》网站刊文指出，美国通过煽动反华情绪来加强与非洲关系的尝试没有取得成功。中国和非洲早已建立了牢固的伙伴关系，这给非洲大陆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是任何抹黑中国的陈词滥调都无法抹杀的。

　　津巴布韦《先驱报》网站文章也强调，中国处理与非洲关系的方式基于多边主义和民族平等。中非标志性合作框架，如中非合作论坛、共建“一带一路”和“非洲之角和平发展构想”，都是在承认国家主权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推动的。中国不寻求主宰其他国家，不谋求成为新霸主，也不干涉别国内政。这正是为什么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国处理全球事务的冷静令人放心，这是它赢得众多朋友的原因。

　　“新的一年，中非关系将继往开来。双方将继续落实2021年11月通过的《中非合作论坛—达喀尔行动计划（2022-2024）》，全面深化各领域合作，推进实施‘九项工程’，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新的一年，世界有望真正进入‘后疫情时代’，中非关系将更加聚焦经济复苏和发展问题，中方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将为中非关系注入新的动力和活力。中方将继续支持非盟加入二十国集团，中非将在全球治理中加强团结合作，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同时，在乌克兰危机背景下，非洲在地缘政治和世界能源格局中的地位进一步提升，各大国将更加重视非洲并采取行动，牢不可破、真实亲诚的中非关系将发挥示范与引领作用。新的一年将进一步证明，中非合作不仅走在国际对非合作前列，还将带动国际社会不断加大对非投入，支持非洲和平与发展事业。”陈须隆说。（本报记者张红）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23年01月07日第 06 版）

东西问·中外对话 | 桑德施奈德：动辄质疑中国“渗透”为何暴露了西方的不自信？******

　　执政十六年后，德国总理默克尔终谢幕，朔尔茨正式接棒。“后默克尔时代”的中德与中欧关系通向何方？中美关系历经波折，德国和欧洲又该如何自处？

　　中新社“东西问·中外对话”日前邀请德国慕尼黑东方基金会主席、慕尼黑孔子学院理事约翰娜·帕拉特与德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埃伯哈德·桑德施奈德和中新社德国分社首席记者、中新网研究院副院长彭大伟围绕上述议题展开对话。桑德施奈德表示，以一种指手画脚的方式指责中国，或者一味地说中国没有达到西方的期待，都不是建设性地处理对华关系的方式。他不仅反对制裁，更针对“对华脱钩”指出，任何一国倘若陷入同中国的持续对抗之中，都不会符合其自身的利益，各方都将从中受害。

　　埃伯哈德·桑德施奈德(Prof. Dr. EberhardSandschneider)是德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中国问题专家。曾任德国外交协会研究所所长、柏林自由大学政治系主任、德国联邦安全政策研究院咨询委员。现为柏林自由大学荣休教授、“柏林全球顾问”咨询公司合伙人。约翰娜·帕拉特(Johanna Poellath)女士是慕尼黑东方基金会主席、慕尼黑孔子学院理事。

资料图：朔尔茨(左)和默克尔。

　　以下是对话全文摘编：

　　彭大伟：您如何看待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

　　桑德施奈德：哈佛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在他近年出版的著作里讨论了著名的“修昔底德陷阱”。这实际上在全球历史上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中国的崛起其实是一个完全正常的过程，试想当一个国家有着14亿人口和如此广阔的面积，且在40年时间里年平均经济增速达到两位数时，那么在40年后，没有人会对其将经济实力转化为政治影响力和军事能力感到惊讶。

　　任何一国倘若陷入同中国的持续对抗之中，都不会符合其自身的利益，我们都将从中受害。始于特朗普、被拜登所承袭的一个“魔咒”是“脱钩”，这意味着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相互解除联系。这种做法将令德国企业陷入一个几乎无法解决的“二选一”困境——究竟应该专注于中美哪一个市场？因为制裁而不得不疏远哪个市场？因此，如何妥善处理对华关系，是关系到德国企业生死存亡的问题。

　　最近一些日子里，当考虑到在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等地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同中国谈论“价值体系”又该从何谈起？在这些地方，我们试图通过武力将西方的价值体系贯彻到政治当中，最终却以惨败告终。这些事件令人惋惜的结果是，与中国对西方的批评相比，西方自己对自身价值体系造成的破坏要大得多。这就是西方“价值观外交”的陷阱，我们的公信力严重受损。

　　彭大伟：您如何看待中美双方近期改善关系的尝试？这对中德和中欧关系意味着什么？

　　桑德施奈德：对话本身就已经很重要，对于避免军事摩擦很重要。中美之间的对峙状态并未消失，但双方已经开启了对话，这是较长时间以来的首个积极信号，因此非常重要。

2021年10月28日，第400家德企签约落户江苏太仓。太仓市委宣传部供图

　　帕拉特：一方面，中国已是一个德国和欧洲绕不开的全球经济大国；另一方面，西方在人权和价值观等问题上对中国有着强烈的指责。德国如何能够在这种紧张的环境下仍维持良好的对外政策？

　　桑德施奈德：我不会以一种指手画脚的方式给中国提出建议，不会一味地说“中国没有做我们期待他做的事情”，而是试着为中国的政策提出建议，让中国能够做得更符合自身利益。

　　中国可以从美国那里得到的启示是，应该经受得住一部分批评，同时以建设性的态度应对这些批评，至于另一部分批评，应当反击时当然就要反击。但总的来说，承受批评是一个全球性大国必须要习惯的事情。

　　另一方面，西方又应该如何改善其对华政策呢？首先，我对中国有超过40年的观察，我们最大的问题出在预期管理。我的一些美国同行40年来都没有改变过他们的做法。而当发现中国没有“照办”，他们的反应当然是愤怒，甚至有一些沮丧。不管西方喜不喜欢，或者觉得是否达到其预期值，中国去维护其自身利益都是完全正当的一种权利。这就意味着预期管理是西方处理与中国关系时的一大挑战。

　　第二个问题则是对华政策的内政化。当政治人物批评中国“侵犯人权”“盗窃技术”“市场准入”等时，很容易在其国内博得叫好声，但这却与其批评的内容没有联系。我们并没有付出和中国的体量相称的努力去理解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这也就造成了我们围绕中国的讨论所具有的特点是一种显而易见的傲慢。我们认为我们的价值体系和政治体系对中国也是适用的，但中国并不接受这一套。在中国国内政治的语境下，西方多年以来的这种傲慢让人想起了历史上曾遭受的屈辱。

　　如果要寻找到一个概念，其能够简要地概括一种多维度、而不是非黑即白的对华政策的话，我想引用我十分尊敬的德国前驻华大使施明贤(Michael Schäfer)的话，他对中国有着非凡的理解——“平等而充满尊重的对话”。除了对话，没有其它选项。制裁是备选项吗？我想不出西方出于各种理由对中国实施的制裁中，有哪一次最终达到了其最初设想的目的。

　　德国和中国明年将迎来建交五十周年。1972年时，没有人想象得到，德中之间的经济和政治关系能够达到近几年的水平。希望最终来自于双方的善意，来自于相互学习的意愿，这样方能成功化解棘手的挑战。

　　帕拉特：为何西方很多人担心“随着中国在全球的经济扩张，政治影响力也随之增长”，您认为这一影响力有多强？西方民主现在需要被“保卫”吗？

　　桑德施奈德：民主当然需要保卫，但是保卫民主时需要更加自信。要说明这一问题，围绕孔子学院的争论就是很好的例子。据称中国正试图“向西方社会施加巨大影响”，孔子学院就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潜水艇”之一。这么说真的对吗？好吧，或许可以说，“孔子学院被赋予的使命是向世界展示一个正面的中国形象”。但这是中国独有的做法吗？并不是。德国的歌德学院在做什么？德国的各大政治基金会又在做什么？德国发展援助机构GIZ做的又是什么呢？

　　一个国家试着尽可能去展示其正面形象——这在全世界范围内是最正常不过的一种做法了。美国这么做，欧洲也这么做，现在中国也在这么做。我们不该为此批评中国。质疑者在此过程中暴露了对自身价值观吸引力的不自信。说到这里，我又想回到施明贤的那句话，必须要以充满尊重的方式进行对话。

当地时间8日上午，德国联邦议院正式选举社民党总理候选人朔尔茨为新一届德国总理。

　　帕拉特：您如何看待德国未来几年的外交政策？

　　桑德施奈德：从很多角度来看，德国外交政策无疑都处在一个重大的变动期。首先是跨大西洋关系的变化，我们已经看到了美国外交政策最新的走向，欧洲已经不再是美国最核心的盟友，拜登在做决定前甚至都不问一问欧洲——无论是巴黎还是柏林，这给德国和欧盟的外交政策带来了一种震撼效应。其次，欧盟内部也存在着迷茫。我们有对外行动部门，但缺乏一个外交政策；我们有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但没有人会真正宣称“欧盟有统一的外交政策”。因此德国外交政策面临巨大的挑战。

　　中国是一种贤能政治。一名官员如果无法证明其具备相应的能力和经验，是没有可能当上中国外交部门的负责人的。在这一方面，中国是结果导向性的。而在德国，如果一场政府组阁谈判赶上了错误的时间节点或是不理想的情形，是可能推出一位毫无外交经验的外交部长的。中国不会出现这样的事。这样的事对德国外交政策不会带来益处。